【访谈】为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铺路架桥 ——访高建平研究员
为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铺路架桥
——访高建平研究员
提问整理：丁国旗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09年第1期
丁国旗：在当下学术研究比较功利的背景下，您埋头为学，一直比较低调。您能谈谈您的求学与治学经历吗？您是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您能否谈谈这所学校。
高建平：我是1977年入大学的，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未毕业就回家，说是学校要停课闹革命。到了1967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就上了中学。我上的中学倒是一所名校，江苏省扬州中学。那个学校曾走出过朱自清、戈宝权、胡乔木，走出过一大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也走出过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我父辈中也有不少人，都是那所中学毕业的。不过，我进那所学校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在中学中没有学多少东西。两年后毕业，在一个百货公司批发部工作了七年。在这七年中，读了不少的书，一直做着重回校园的梦。1977年国庆节，从一名中学同学那里听到将要恢复高考的传言，就着手准备，找书、找资料。不久传言得到证实，可以报名了。接着就是初考、统考、接到录取通知，重回校园的梦得到了实现。前几天看了电影《高考：1977》，很感慨。这次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我。在中学里，我很喜欢数学，一直是数学课代表。失学的那些年，都在读人文方面的书，大学就上了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喜欢读一些哲学书。到了临近毕业要考研究生，想到美学是用哲学来对文学艺术进行反思的学问，加上当时也是美学热，考美学研究生是一个有刺激性的挑战，于是报了这个专业。读完硕士，工作了几年，有个机会到瑞典留学，在那里呆了8年多，其中有6年多是在读博士学位。
乌普萨拉大学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几十公里的地方，一所大学城，城市的名字就叫乌普萨拉。这是一个安静的小城，有三、四十万人口。当然，用瑞典的标准来说，这个城市已经不小了，在全国列第四。瑞典有一本儿童小说，叫《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小说中写道，这里本来是首都，住着国王。后来首都迁到了斯德哥尔摩，国王带着他一家和他的大臣们走了，这儿就成了一个专门住着知识的城市。乌普萨拉大学建于1473年，不仅在瑞典，而且在北欧各国中，都是第一所大学。那时，一所大学的建立要得到罗马天主教廷的正式许可。瑞典最早具备了办学条件，通过了审查，得到批准。这所大学历史非常悠久，重视传统并为之骄傲。有一个小故事，现今当红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那所大学的法文老师。当了一阵以后，他想顺势在那儿读个博士学位。结果，这位后来的大师的入学申请居然被拒绝了。福柯也对乌普萨拉大学没有好感，提起来就说，那是座中世纪的监狱。有人说，乌普萨拉大学应该为此感到后悔，但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学校坚持自己的传统，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的思想没有那么激进，也没有那么敏感，对那座宁静的小城，只有欣赏和喜爱，从来没有觉得那里是监狱。我在那里的美学系读书。美学系在学术也比较保守的，属于“功夫派”，要求学生熟悉18、19世纪的德国美学，熟悉分析美学。在那里所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东西，在国内学不到，那就够了。那里的美学家们与法国和美国的新思潮保持着一段距离。当然，时代在变化，一些国际性的美学潮流自然也对那里的美学发生着影响。有人曾问过我，有没有一个美学上的北欧学派。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诸如贝尔根学派一类的说法，但我觉得，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一个从学理上看的北欧学派，但是，那里治学风格上的特点显然是存在的。我的众多同学大都研究分析美学。我在那儿的时候，除了绝大多数的同学来自北欧各国以外，有两位同学分别来自韩国和非洲的苏丹。这两位同学，再加上我，共三个人，代表着1990年代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的非西方美学因素。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导师约然·索尔本容纳各种美学的宽广胸襟，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当代西方美学将非西方因素包容进去的普遍潮流。
丁国旗：近些年来，您发表的文章，有些讨论中国古代画论，有些论述西方当代美学，有些谈全球化，有些讨论国际互联网、图像转向等，我想知道，您的学术研究取向是什么？
高建平：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习惯的区分，认为有些人是做中学的，有些人是做西学的。做中学的去做西学，而做西学的做中学，都是不务正业。我原来的教育，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在出国留学以前，我在中国传统美学方面花了不少功夫，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美学的文章。当然，当时也读一些西方美学的书，读朱光潜写的和翻译的一些书，也读一些用英文写成的书。例如，我在2006年译成中文出版的门罗·比厄斯利的《美学：从古希腊到现代》（中文名为《西方美学简史》），上世纪80年代就曾读过。在瑞典留学八年，主要读当代西方美学家的著作。读分析美学家们的一些代表作，包括约瑟夫·马戈利斯和理查德·舒斯特曼编的分析美学的文集，也读批判分析美学的一些实用主义美学家的书。读恩斯特·贡布里希的著作，也读批判贡布里希的诺尔曼·布雷松等人的著作。在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选了中国古代画论。这也许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老套。许多前辈学者留学西洋时，写博士论文也是从中国方面选题，觉得这么做材料熟悉，对西方人来说也有新意。但我的目标和他们有一些不同。与前辈学者相比，我觉得在一点上要幸运。老一辈学者倾向于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材料。他们的研究属于西方出思想，中国出例证，或者西方出设想，中国成为试验场的范畴。这在当时是一个潮流。那段时期，中国的现代人文学术还处在建立的过程之中。引进西方概念，在中国建立相关的学科，是紧迫的任务。我生活在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时代。在今天，引进西方思想的任务当然还没有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做，我也在做。近年来我译了几本书，参与组织几个译丛，都是这方面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学术到今天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西方人走出了普遍进步的观念，开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希望有所突破，要从非西方寻找发展其理论的资源。这时，我们从非西方的材料出发所整理出的理论，恰恰可以对西方已有理论构成补充和发展。这时，我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我们的材料可以获得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具有普遍性，可以揭示西方人由于自身传统而被遮蔽的思想要素。由于这个大气候的变化，我在国外读书时的这个做法才可能被学校里的老师接受，甚至受到欢迎。我也由此建立了信心，回国后，从这种学术立场出发，继续往前走。
丁国旗：您是一个靠出思想而不是靠文章数量赢得学界认可的学者，您近年来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您提出的要区分“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观点，在中国乃至国际美学界都有影响。您能否谈谈做出这种区分的初衷，以及这种区分与当代美学建设的关系是怎样的？
高建平：哦。那大概是我比较笨，写东西慢吧。一篇文章总要有一两个月才能写出来，不是快手。谈到“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区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一种将“西方与其他”的关系等同于“现代与古代”关系的情况。现代终究是要取代古代的，受这个逻辑影响，西方的价值观被人们普遍认同。中国加入到这个过程之中比较晚，到19世纪后期国门才逐渐被打破。谈到美学的外来影响，则更晚一些。中国本来没有美学这个学科，正像中国本来没有哲学这个学科一样。在西方，美学这个学科在18世纪才建立，到20世纪初年才传到中国。其实，不仅是美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许多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科，都是从这时开始逐渐引进的。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提出，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学，主要是“美学在中国”。一些重要的美学家赴日本和欧洲留学，为引进现代形态的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作了一个比喻，就像语法学一样，最早的汉语语法学是将拉丁文和英文的语法运用于古汉语和现代白话的语言材料而建立起来的。以后的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汉语的特点，总结汉语的规律的结果。美学也应该是如此，先引进，再改造。从“美学在中国”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而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是处在这种美学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美学”要在已有美学的基础上，吸收传统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因素，又吸收最新国外美学研究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适应当代中国人审美和艺术实践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国内学术界对我所提出的“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的区分，有很多讨论。我将这个会议发言发展成了一篇文章《全球化与中国美学》，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和国外发表。在国内，前年在江苏徐州，中华美学学会与徐州师范大学还联合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话题，会议的题目就是“‘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在国外，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国际美学年刊》2004年号上，加入到了目前国际上关于全球化与美学关系的讨论之中。
丁国旗：您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国际美学协会的活动，在这个组织中任职，还在中国组织了几次国际美学会议，翻译了多本外国美学著作，似乎这一切都是在做外国美学的介绍。这与您所说的要发展中国美学有什么关系？您一方面介绍西方思想，为之作宣传，另一方面又说要发展中国思想，难道这不矛盾吗？
高建平：我的想法是，中国美学不能在封闭中求发展。在最近的十多年，我推动中华美学学会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连续参加了最近的五次国际美学大会；我还将世界各国的一些重要美学家请到中国开会和讲学，努力促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又推动中华美学学会与北京大学共同申办2010年国际美学大会并得到批准。最近，我又将停了九年之久的《外国美学》恢复了起来。说实在的，与西方当代美学接触以后增强了我对发展中国美学的信心。年轻时候学美学，想到的是要到西方国家去学，认为那儿才能学到真正的美学，在中国学到的，只是一些二手的知识。到了国外，读了一些年的书之后，才回过头来看到，传统中国艺术理论中有着一些真正原创的东西，将它们整理出来，对世界美学的发展是一个贡献。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思想比那些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中国学者有更深的感受，原因就在于这些在国外的中国学者接触当代理论多，有机会作深入的对话和比较。中国美学只有在比较和对话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种比较和对话的结果是，我们对西方美学有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美学也有更深入的研究。
丁国旗：2007年，您在土耳其参加了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作为这次大会的参与者与组织者，您认为中国艺术或中国美学在国际上的地位或影响究竟是怎样的状况？国际美学界对中国艺术的整体感觉是什么？
高建平：这次会议上谈论中国艺术的西方人的论文不多。舒斯特曼用了不少传统中国美学的概念，用了一个禅宗的例子，但他主要是用中国的例子和引文来讲他的理论。我主编了英文版《国际美学年刊》2007卷，印好带到会上散发，其中有一篇我的讨论中国传统的“书画同源”观念的理论内涵，并进而讨论文字、语词与图画间关系，以及中国古代视觉理论基本特点的文章，其中还有一篇王柯平先生的论禅宗的诗性智慧的文章。斯洛文尼亚的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带去他编的一期英文版《哲学通报》，主题是《美学的复活》，其中有我的一篇文章，讨论几个国外的文学理论术语翻译到中国，在中国形成新的意义，并在中国旅行，从而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转型起过重要作用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我还组织了一个亚洲美学论坛。论坛由我主持，参加者有香港浸会大学的文洁华、北京大学的彭锋、日本东京大学的小田部，还有一位土耳其学者，一位印度学者。这些都给大会带去了一些中国声音。这些声音当然还是微弱的，但比起以前来，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丁国旗：您翻译出版了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书，这对中国美学界来说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一方面杜威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价值耐人寻味，另一方面新近美国美学界和哲学界再次兴起了实用主义热。您认为，杜威70多年前出版的这本书，对中国今天的美学建设有什么启示？
高建平：我对这本书的看法，在书前写了一个长序，都在那里说了。想近年来抽时间围绕着杜威的美学思想写一本书。书还没有写出来，有一些看法，还没有合成为一个整体。这里只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提出一两个序言里的观点讲讲。杜威的特点是，不是从具体的实物来看艺术，而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待它，这既包括欣赏经验，也包括创作经验。他强调不同经验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从日常生活经验到艺术经验，从对工艺到对艺术的经验，从对通俗大众艺术到对精英艺术的经验，其间有着连续性，要从这种连续性上来考察的艺术的本质。他的“活的生物”概念说明了人与周围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是认识论所规定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他的“一个经验”概念说明了审美经验的特点。他还对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出一个动态的评价，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会从文明的美容院变成文明本身。这些观点，今日的美国美学家们越读越觉得有意义。杜威拆掉了艺术的象牙之塔，将艺术从一个封闭的世界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也没有绝望地说艺术会终结，而是说艺术的未来，不是消亡，而是整个世界艺术化。所有这些，都对当今的艺术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全盘接受杜威的理论，而是要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的改造。我觉是，“实践”要比“经验”更为根本。我写过一篇读书笔记式的文章《经验与实践》，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批判他的经验论。当然，那篇文章写得还很抽象，要将这些观点具体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丁国旗：在“全球化”理论语境中，您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无论是在歌德，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用的都是单数。您却说要有复数，“复数的世界文学”还是“世界文学”吗？
高建平：这个观点是我在2002年的一篇题为《文学评价标准的国际性和文化性》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一般都说是经济全球化，但也有人提出文化全球化，我认为，还是提文化多样性为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这个公约对我们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讲“复数的世界文学”，是针对有人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为文化全球化辩护而作的反驳。“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出自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歌德以对中国传奇的接受为缘起说到了“世界文学”。他提出“民族文学”的时代过时了，“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人们从此可以欣赏来自远方的文学作品。但他又提出，这些作品不能成为典范，典范还是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就显示出了歌德在讲“世界文学”时的文化立足点。他是站在欧洲文化的立足点上放眼全球，而别的民族也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印度的两大史诗，以各民族自身的优秀作品为典范，放眼世界，形成自己的“世界文学”，从而站在自己文化的立足点上放眼全球。这样的话，所谓“世界文学”只是以自身的文化为立足点去相互看，而不是合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讲的是“世界市场”发展造成了“世界的文学”，这些都是对他们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进步作用的承认，绝不是对他们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的展示。的确，经济的全球化会冲破民族文化的壁垒，但历史的发展证明，这种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挖掉民族和地方文化之根。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要求，以及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发展文化多元化趋向，都包含着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积极含义。要说清楚这方面的观点，还是要看原文为好。最近发现有人从那篇文章中摘取一段，加上一点自己的发挥，就自成一篇文章，却又不注明出处。这样做不好。年轻人，还是要保护，就不提他的名字了。不过，这里还是想申明一下，这个观点是在2002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有它的语境，断章取义，有可能使这个观点变得庸俗化。
丁国旗：您的学术贡献主要在美学方面，但您的工作却是搞文学理论，在文学理论界，大家对您了解的不多，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另外，能否谈谈美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高建平：与中国的绝大多数美学研究者一样，我在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读的都是中文系。我的研究兴趣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艺术的理论。到瑞典留学时，我面临着一些选择，是到文学系，到汉学系，还是到美学系学习。实际情况是这样，如果要到文学系学习，在瑞典，就是到瑞典文学系学习，如果在英语国家，就是到英国文学系学习。我本来就是应当时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校长的邀请到瑞典去学习的。到瑞典第三天，我见到了这位校长，他是比较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他和我谈了一些学习方法，介绍了学校和系里的情况，并告诉我，他有校长工作在身，很忙，于是将我托付给他的一位好朋友，著名的瑞典文学史专家英格玛·奥古林指导。我随后见到了这位奥古林教授。此后的几个月里，我与这位奥古林教授见过多次，这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学者，曾出版多卷本的用瑞典文写的瑞典文学史，还赠送我一本用英文写的瑞典文学史。但我越来越发现，他的兴趣与我相差很远。我在国内并没有学瑞典文，到瑞典后学了一点瑞典文，也远没有达到可以用它来研究瑞典文学的程度。当然，在瑞典期间，我与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的各位教授，包括著名的马悦然和罗多弼教授，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常参加他们的学术活动，但那个系主要是做中国研究。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在那儿就学不到东西，但我要学的是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于是我就到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去注册读博士了。
在中国，美学与文学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人写过鲁迅的美学思想，这个工作还值得继续做。朱光潜在早年从桐城古文到英国文学，经历过对教育学、历史学等种种学科的爱好，最后才转到美学上来。留学回国后，也一直与京派文人走得很近。宗白华也是从办《学灯》，写流云小诗开始，逐渐走上美学的道路。当年教育部编《美学概论》和《文学概论》教材。让雕塑家和艺术理论家王朝闻先生编《美学概论》，而让美学家蔡仪先生编《文学概论》。这可不是乱点鸳鸯谱，事实证明，两位都编得不错，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水平。我现在就在蔡先生的研究室工作，他是我们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工作经过一次次交棒，现在交到我手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学，理论在变，方法也在变，但有一点没有变，也不能变，这就是将美学理论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研究。这是我们这个研究室的特色，这也是中国美学发展的希望。有一种提法，说哲学所的人研究的，叫做的美学，文学所或艺术研究机构研究的，叫做文艺美学，并进而宣布，文艺美学是中国人的独创。我很难说这种提法是对还是错。针对那种只讲美在客观还在主观的美学，搞一点文艺美学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国外，美学本来就是艺术哲学，研究文学艺术中的理论问题和哲学问题。我在瑞典的老师和同事们，都很关心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和音乐的哲学研究，我自己也做过画论研究。对我来说，画论是走向文论的一个途径。对于我来说，从美学出发，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和艺术问题，再回到文论，能获得很多的启发，能看清一些过去没有看清的问题。
我们的学科分类，存在着许多问题。搞哲学的看不起搞文学的，宣布文学出身的人，搞不好美学。搞文学的人则说，那些美学家研究的是哲学问题，不是文学问题。这种做法，在西方叫做鸽笼式研究，在中国有一很好的词来形容这种做法：“画地为牢”。美学在客观和主观里转圈子，已经没有前途了，要研究文学艺术中的实际问题。文学研究者排斥哲学，有自己的理由：哲学当年被来自苏联的教科书弄得僵化，使人望而生畏。走出那种哲学，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美学，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学艺术理论。
丁国旗：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今年是建国60周年，“总结与回顾”成为这两年各行各业的工作主题，您认为对于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而言，这种总结与回顾是不是同样必要？如果说必要，那么您认为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在总结与回顾中，我们又该保持一种怎样的立场与态度，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高建平：回顾是必要的。我这里年关注当代西方的理论，自己做了一些翻译，也做了一些翻译组织工作。这种工作还要做下去，对于发展我们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我一直有一种看法，我们的理论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是不重视我们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前年有一位波兰美学家要编一本波兰文的中国美学选读，搞了一个选目，让我提提意见。我一看，是从孔夫子到明清画论的一个选本。我的意见是，那时中国还没有美学这个学科，她选的只是“美学前的美学”。当代中国的美学，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了。也不知道我的意见是否被接受了，后来没有接到她的回信。这位美学家所代表的是一个普遍的看法。20世纪中国的美学，没有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文学理论也是如此。过去的30年、60年、100年，我们有很多的创造，美学和文学研究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外国人没有注意到，我们不应也跟着说不存在。中国当代理论研究的历史，需要回顾、总结。那种跟着国外最新思潮走，不断宣布某一种流派已经过时，国外又有了新的流派的做法，是一些时尚理论家所为。时尚理论家的做法不可取。我们不能像狗熊掰棒子那样，掰来掰去，手里只剩两个。要带个袋子掰棒子，掰下来放在袋子里，掰完后还要清理。理论需要积累，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继续前行的阶梯。对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既看到积累下的理论分别与各自所属时代的关系，又看到理论自身的延续性。我坚持认为，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有它自身的现代史、当代史。对此要反复说，认真研究，用中文写，也用英文写，在各种场合强调这一点。历史是做出来的，这种做出来的历史通过我们前辈的努力，已经存在那儿了，只是人们总是故意忽视它。历史是写出来的，需要我们去写，通过写这段历史宣示它的存在，引起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当然，我们写这段历史时，要站在历史发展到今天时应该有的理论高度。有些问题，当时争论时看不清，今天再看，就容易看清楚了。
丁国旗：最后一个问题，明年世界美学大会要在中国召开，作为国际美学协会的秘书长，您能否就这次会议的相关工作谈谈？另外，国内很多学者对于国际美学协会知之甚少，您是否就此给大家作一简单介绍？
高建平：国际美学协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学术组织，1913年在著名美学家马克斯·德索的组织下创立。在这个组织成立的早期，主要有英、法、德、意等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美学家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组织不断发展，一些欧洲以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参加了这个协会，使它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国际性的协会。中国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这个协会的活动，我从1998年起担任这个组织的执委会委员。这个协会每三年举办一次国际美学大会。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美学聚会，世界各国的最重要的美学家都会来参加。我参加了1995年在芬兰的拉赫底、1998年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2001年在日本东京、2004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2007年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大会；2004年被选为该组织的副秘书长，2007年被选为秘书长。我的想法是，参与一些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为中外美学交流，为美学事业的发展，做一些事。2010年，这个协会将在北京召新一次的美学大会。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于我来说，也是希望借此了却多年的心愿。关于这些年来，国际美学界的转向，我已经在不同的地方作了很多介绍。连续几次大会都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举行，这是异乎寻常的。这就足以说明美学在国际化，美学中心在转移。我们要把握机会，参与进去。那种只是翻译西方著作，跟在西方人后面学习与阐释的时代过去了，我们需要的是交流、对话和共同的发展。把国际美学协会的工作做好，也是我们中国人对国际美学发展的一个贡献。
专家简介
高建平，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国际美学协会主席，中华美学学会会长等。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英文）、《画境探幽》、《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以及一百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译有《艺术即经验》、《先锋派理论》、《西方美学简史》、《弗洛伊德的美学》等国外学术著作。
中外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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